最近读韦伯的社会学著作，得出一点感悟。中国历史上的的专制特征并不是由于文化原因，也不是由于于经济原因，而主要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欧阳旻先生在其《家产官僚制国家及其宗教——马克斯•韦伯论中国乡村的社会学》中一语道破天机：“韦伯在《儒教与道教》的研究中所要寻求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宗教的精神气质是怎样导致了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产生；而是：什么样的中国社会结构与总体条件导致了与其相应的宗教特征，而这些东西又反过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而如果从前一立场来理解，势必就会得出许多流俗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答案不能仅仅到中国宗教所提供的教义或伦理中去寻找，毋宁说这些东西乃是中国所特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与历史文化的产物。”

而这种韦伯所谓的中国独特的家产官僚制的形成，一般是认为中央政府必须要集中资源来兴修水利、建造长城等公共工程而造成的。因此，行政权力的加强、过早的官僚化，必将导致先秦百家的原典精神（除了法家之外）被扭曲（先秦时期中国压根就没有家产官僚制的特征，压根不是一个社会环境，不被扭曲才怪），著名的“阳儒阴法”由此出现。到后来更有三国、水浒等权谋、市侩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

反观西方，他们的契约精神据说来源于圣经和古罗马的市民社会。在我看来，实际上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们中世纪的国王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英国那样的国家也通过地方望族而达到了对王权进行制衡的效果，形成了他们的地方自治传统，后来更直接导致了宪政思想的诞生。而我们中国历史中的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基本在先秦就消失了（两晋南北朝有过一阵），皇帝和平民阶层通过科举制。联合一起遏杀了中国贵族阶层（这和我们建国后D和人民联合起来灭了资本家多么相似）。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类似于封建制的礼制思想，基本上就没有被秦后的中国施行过，可惜这句话在近一百年来还因为其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最魁祸首而屡遭批判。

在我看来，孔子的“礼”就是把原来周代氏族社会中基于血缘、个人恭顺的天子和诸候间的支配关系，外化成带有权利义务成分的契约关系，也有助于形成一种具有身份荣誉感的贵族联盟的形成（士大夫），这种联盟则有实力抗衡君主的要求。家产制的特征是家天下，君主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而先秦儒家恰恰是提倡天下为公的，礼运大同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也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而且“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天子获得其地位是因为“天与之，民与之”（《孟子 万章上》）。周礼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斌，莫非王臣”的言论，是对当时周朝家产制的一种典型描述，而在孟子那里，这句话则被义理化了，完全消除了其中家天下的因素，孟子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孟子 万章上》，孟子将其理解为天子必须要履行其职责所在的公共义务，承担责任，以致于连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上了，天子因此感叹，天下那么多贤人，为什么只有我承担这份劳苦呢？可见，至少在思想上，儒家已经由家产制转变为一种类似于封建制的观点了。

秦后的历朝政府官僚们的收入来源于财政奉禄，而周朝那种贵族们通过领土分封所享有的自治土地的形式则不见了。因此，皇权独大。在皇帝恣意的支配下，人民最保险的投资就是读书做官，因此，保守的制度性格使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变革。

虽然千年中国皆法家的秦制。但是即使这样，明末也有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儒提出了“公是非于学校”、“虚君立宪”、“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等一系列的启蒙思想，立面初步蕴含了宪政主义的原素。徐光启等儒家基督徒也提出要建立以西方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体系。眼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可望，但是随后而来的是满清的入关。可见，除了可预见的因素外，一些偶在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

最后的希望破灭，使的本人除了感叹之外，还是感叹。